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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4 13:39
一、学科建制：从"三条路径"到多元并立
日本政治学专业的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经历了复杂的学科建制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研究与理论分析并重"的学术格局。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并非简单的上下位关系，而是呈现"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两个概念并用的状态，前者更强调高度的政治属性，后者则相对更广泛
。
（一）战前起源：三条研究路径的形成
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形成与国际法、外交史研究密不可分。一战以前，国际现象研究尚未被纳入政治学领域，通常出现在国际法或外交史研究领域
。日本国际政治学在成立之初，形成了三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方法：
第一条路径：国际法研究。以外交官出身的信夫淳平为代表，这一路径强调从国际法规范的角度分析国家间关系，奠定了日本国际法的学术传统。
第二条路径：外交史研究。以神川彦松为代表，这一路径成为日本国际政治学最具特色的传统。神川强调，日本作为欧美的"异教、异文明国家"，是近代民族国家和帝国国家中的"唯一例外"，其兴亡经验独特，因此有必要在与其他国家比较的语境中明确日本外交的特质
。这种"例外论"的视角，既带有战前民族主义的色彩，也体现了日本学者寻求学术主体性的努力。
第三条路径：政治学研究。以蜡山政道为代表，这一路径引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与此同时，日本思想史领域也出现了与近代日本对外认识相关的研究。津田左右吉运用文学素材撰写的四卷本思想通史《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以及吉野作造的《我国近代史中政治意识的发生》，开创了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日本对外认识的先河
。
（二）战后建制：学会体系与学科分化
1956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制化。值得注意的是，学会从创建初期就具有鲜明的历史研究特色：初代会长神川彦松曾参与战前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工作，学会以"日本外交史研究"为重要使命
。
学会创刊的《国际政治》杂志（1957年创刊）体现了这一特色。从1957年到2008年刊登的约1400篇论文中，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的论文约460篇，占全部论文的33%
。针对"在日本国际关系研究中什么是支配性的研究方法"这一问题，约26.4%的回答者选择了"历史方法"
。
战后日本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设置呈现清晰的谱系。以琉球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为例，其政治学相关课程包括：
-
日本政治思想史演習：以幕末以后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为对象，通过个别具体课题的研究报告，学习文献检索、资料收集、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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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外交史特論/演習：研究幕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政治与对外关系，通过阅读国内外历史研究（日语和英语的学术书籍），把握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和最新研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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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学特論/演習：介绍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学习必要的研究方法论，加深对研究史的理解，把握最近的研究动向
-
国際政治学特論：介绍国际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最新研究动向，培养解释和分析21世纪国际社会的安全现象的能力，探讨国际政治的政策方向
这种课程设置体现了日本政治学专业"历史基础+理论分析+区域聚焦"的三位一体特征。
（三）理论方法的演进：从传统到多元的"五次论争"
日本国际政治学理论方法的演进，深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次论争（194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的利害关系，而理想主义则关注国际合作和国际法
。
第二次论争（1960年代）：古典现实主义与行为科学的对立。国际政治学开始"科学化"，强调历史和哲学的重要性。这一论争对日本影响深远，形成了日本国际关系学"重历史、轻科学"的学术偏好
。
第三次论争（1970年代）：相互依存论的兴起。Robert O. Keohane和Joseph S. Nye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强调经济相互依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第四次论争（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对立。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国家的自助和权力政治
。
第五次论争（1980年代~90年代）：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立。建构主义质疑无政府状态的先验性，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强调观念、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际政治学并非简单追随西方理论，而是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主义"传统。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所指出的，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具有"国际关系史及外交史研究为专业领域的学者比例极高"的特点，这与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论战"后科学方法成为主流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照
。
二、外交史研究：日本国际政治学的核心传统
外交史研究是日本政治学专业国际关系方向最具特色的领域，形成了"以史料为基础、以过程为分析、以政策为焦点"的研究范式。
（一）史料基础的实证主义
日本外交史研究以第一手史料的实证分析为根基。战后，外交文书向一般研究者开放，推动了日本外交史研究的发展
。外务省内的外交史料室（后来的外交史料馆）负责编纂《日本外交文书》，并培养相关专家。
史料批判的严谨性是日本外交史研究的标志。研究者不仅依赖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还广泛利用军部档案、私人日记、回忆录等多种史料，进行多源互证。这种"史料即生命"的研究伦理，使日本外交史研究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
（二）政策过程分析的精细化
20世纪70年代，日本外交史研究引入了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Richard Snyder的政策决策分析、Graham T. Allison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理论被应用于日本外交史研究，形成了"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细谷千博（一桥大学）是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他提出的"圆锥台理论"认为，明治时期寡头政治崩溃后，日本政策调整能力缺失，军部官僚组织内部"中坚层"是政策决策的实际主体；战后，首相、自民党、官僚组织、财界构成政策决策的"三脚柱"
。这种理论既吸收了美国政治学的组织理论，又紧密结合日本政治的实际结构。
酒井哲哉等学者指出，与欧美外交史研究相比，日本外交史研究更注重传统内政外交相互作用的分析视角，如政党政治与大陆政策的确立过程
。这种"国内政治优先"的分析路径，反映了日本学者对本国政治体制的深刻理解。
（三）从战前到战后的研究转向
日本外交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战后转向"趋势。在国际政治相关杂志上，战后研究的论文占比自21世纪以来不断增加，最近5年（2013-2017年）已接近90%
。
传统的战前研究多聚焦于古典的政策决定过程分析，而近年来的研究潮流开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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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史与思想史的结合：试图构建外交史与思想史之间的桥梁，关注外交决策者的世界观、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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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广域史"的可能性：超越传统的主权国家间关系，关注更广泛的区域秩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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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外交的深化：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交涉的比重增加，"经济外交"成为研究重点，需要采用与传统政策决定过程追踪不同的分析方法
历史认识问题也成为外交史分析的重要课题。1980年代以后，历史认识问题逐渐浮现，涉及到国家对外行动的传统研究课题，以及过去战争记忆和问题的探讨，需要"超越传统的政策决定过程分析"
。
（四）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
日本政治学专业的外交史教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和史料批判特色。以山形大学的"日本外交史（戦前）"课程为例：
教学目标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强调"事実を基にして考える態度"（基于事实思考的态度）的培养。课程通过"史料によって事実関係を確認しつつ進んでいく"（通过史料确认事实关系）的方式，训练学生的实证研究能力。
教学方法采用"翻转课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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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学生下载预习测验与讲义，通过"勘で○つけ"（凭直觉打勾）进行事前知识检查，然后阅读史料，最后对照WebClass上的正答与解说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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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观看视频资料，进行口头补充讲解，强调"相手の靴を履いてみる"（设身处地）的能力培养
-
复习：针对疑问点进行调查，撰写感想报告，培养"多角的な視点から歴史を批判的に検討"（从多角度批判性检讨历史）的能力
成绩评价不仅看知识掌握程度，更重视"主体的な参加の度合い"（主体性参与程度）和"汎用的技能の修得の度合い"（通用技能的掌握程度），即思考力与文章表达力
。
三、区域研究：从"帝国调查"到学术传统的转型
日本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经历了从战前"帝国调查"到战后学术研究的转型，形成了独特的"日本特色"。
（一）历史渊源：从殖民调查到学术研究
日本区域研究的源头可追溯至明治维新后的对外扩张。为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在中国台湾、朝鲜半岛进行了大量的"实态调查"和"慑行调查"，后又在中国东北（伪满地区）、华北和东南亚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实地调查
。
这些调查具有以下特征：
-
人员专业化：调查人员多为日本各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和东亚同文书院等专门学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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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科学化：使用类似当时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详细具体的调查成果被系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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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用性：调查成果作为资料编撰各种内部报告和公开出版物，为日本政府的扩张和占领服务
尽管具有殖民主义原罪，但这些调查积累的海量资料和培养的专业人才，成为战后日本区域研究的重要基础。一些专家如内藤湖南（中国研究）、大川周明（印度和伊斯兰教研究）、板垣舆一（东南亚研究）在战后日本的亚洲研究中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
（二）战后转型：美国影响与本土创新的融合
战后日本的区域研究主要受美国影响建立和发展起来，轨迹是"从进口到本土学科"
。例如，庆应大学教授石川忠雄在美国亲历了1950年代地区研究的黄金时代，归来后在庆应大学筹建政治学科中的地区研究。
然而，日本的区域研究并非全盘接收美国模式，而是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形成了以下特色：
第一，重视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对日本的地区研究者来说，实地到访研究对象所在地几乎是一个铁律
。这种传统源于战前及战时的实地调查经验，战后一直延续。日本外务省设立的特别调查员制度，邀请专家学者到其研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驻馆研究，为田野调查提供了制度支持
。
第二，重视语言和文化学习。日本的地区研究非常重视对英语和当地语言、文化的学习，并以此作为地区研究的基本门槛
。这种"语言即方法"的理念，确保了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
第三，综合性和累积性强。日本区域研究注重跨学科综合，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法结合，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理解。同时，研究成果的累积性强，形成了持续的学术对话和知识沉淀
。
第四，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区域研究资料保存体系，如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东洋文库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亚洲研究的深厚积累
由于地处东亚，明治维新之后采取的扩张政策和殖民活动也主要在东亚，日本的亚洲研究（日本也称东洋研究）起步更早，人员更众，成果更多，积累更丰厚
。
中国研究是日本亚洲研究的核心领域，涵盖：
-
历史、思想和文化研究：以过去的中国为对象，注重文献考证和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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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研究：以当时的中国为对象，注重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
这种"古今并重"的研究格局，使日本中国研究既具有汉学的深厚底蕴，又具有区域研究的现实关怀。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中国研究面临新的转型。国分良成教授等学者强调，日本的中国研究需要在保持实证传统的同时，加强对中国内政外交互动、中日关系结构性变化的分析
。
四、理论方法的特色：历史主义与科学化的张力
日本政治学专业的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在方法论上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既区别于美国的"行为主义"，也区别于欧洲的"纯理论"取向。
（一）历史方法的支配地位
日本国际政治学的显著特点是历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所指出的，"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传统方法其实一直在日本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支配地位"
。
这一传统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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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积淀：战前日本已积累了丰厚的外交史、国际法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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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优势：日本外务省系统保存的外交文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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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偏好：日本学者倾向于通过具体史实的实证分析来理解国际政治，而非抽象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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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反思，要求对历史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
然而，这种历史主导也带来了问题。日本学者武田康裕等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先行研究"大半は，歴史学の立場に基づく，因果アプローチを採用した歴史記述から行われたものであり，社会科学の研究方法である実証主義に基づいた先行研究が少ない"（大多基于历史学立场，采用因果分析方法进行历史记述，而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研究较少）
。
（二）科学方法的引入与融合
1960年代以后，日本国际政治学开始引入政治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
。这一"科学化"进程体现在：
行为主义方法的尝试：部分学者引入定量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研究选举行为、舆论形成、决策过程等。
制度分析的深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使学者们关注国内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如"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理论在日本外交分析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IP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成为重要研究领域，关注贸易政策、金融体制、发展援助等议题。
然而，日本的"科学化"并未像美国那样走向极端。日本学者保持了历史与理论并重的平衡，即使在运用理论框架时，也强调史料的实证基础和具体情境的分析。
（三）建构主义与文化视角
1990年代以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中的影响增强。建构主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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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作用：国际政治文化、规范、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塑造国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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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建构：国家利益并非先验给定，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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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内化：国际规范通过社会化过程被国内政治行为体接受
建构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区域研究形成了有趣的互动。日本学者在分析中日关系、日美同盟、东亚区域化等议题时，越来越多地关注历史记忆、认同政治、文化差异等建构主义变量。
例如，历史认识问题不仅被视为外交议题，更被视为认同政治的核心。日本学者分析"历史问题"如何影响中日相互认知，如何制约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体现了建构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结合。
五、当代挑战：国际化与自主性的平衡
当代日本政治学专业的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面临深刻的时代挑战。
（一）国际化的压力与回应
日本外交史研究面临着国际化的挑战。一方面，日本外交史研究者需要积极吸收海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公开的史料；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英语圈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反映，日本外交史研究者的海外传播能力有待加强
。
为应对这一挑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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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究项目：如1969年细谷千博主导的"河口湖会议"，是日美外交史家共同研究的开端，聚焦太平洋战争前10年的远东危机及日美政策决策过程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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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会议：学会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欧美学者参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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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成果发表：鼓励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提升日本研究的国际可见度
（二）理论创新的寻求
日本国际政治学面临理论创新的压力。尽管历史研究扎实，但日本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相对有限。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相对衰落、区域秩序重构等新现象，日本学者需要超越传统的"美国理论+日本案例"模式，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
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日本学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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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国际关系理论：结合日本外交的长期经验，发展适用于中长期分析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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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国家外交理论：基于日本作为"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的经验，发展中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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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化理论：超越欧盟模式的东亚区域主义理论建构
（三）政策关联与学术独立的平衡
日本政治学专业面临政策关联性与学术独立性的张力。一方面，日本政府、外务省、防卫省等需要学术界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学者需要保持批判性距离，避免成为政策的附庸。
政策学（policy studies）在日本政治学界的发展，体现了寻求平衡的努力。政策学强调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的结合，既保持学术严谨性，又回应现实需求。
结语
日本政治学专业的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走过了从"三条路径"到多元并立、从帝国调查到学术研究、从传统历史主义到理论方法融合的复杂历程。其独特价值在于：
第一，历史基础的深厚性。以第一手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确保了学术成果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第二，区域研究的精细化。长期的田野调查传统和语言文化训练，使日本学者对特定区域具有深入的理解和洞察力。
第三，理论方法的平衡性。既避免了美国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又避免了欧洲纯理论的"抽象化陷阱"，在历史与理论之间保持了富有成效的张力。
第四，本土关怀与国际视野的结合。始终关注日本外交和日本国家利益，同时将其置于国际体系和区域秩序的广阔背景中分析。
对于中国政治学界的日本研究而言，日本同行的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扎实的史料基础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深入的区域研究是理论建构的根基，而保持历史主义传统与科学化方法的平衡，是提升研究质量的关键。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保持本土主体性，在理论创新中回应时代挑战，是日本政治学专业继续探索的课题，也是中国学者可以借鉴的经验。
请勿相信除官方外其他任何联系方式，谨防被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