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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4 13:02
一、学科建制：从"东洋史"到"东亚史"的范式演变
日本东亚史研究的学科建制，经历了从"东洋史"到"东亚史"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学科名称的更迭，更反映了学术理念、方法论和研究视野的根本性转变。
明治维新后，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历史学成为帝国大学的重要学科。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设立"国史科"和"汉学科"，前者研究日本历史，后者研究中国历史
。1894年，那珂通世提出"东洋史"概念，主张将中国历史与日本、朝鲜、印度等亚洲诸民族的历史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这标志着日本东方学（东洋学）的诞生
。"东洋史"的设立有其时代背景：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洋史形成对应，确立日本在亚洲的学术话语权；另一方面也服务于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具有鲜明的"帝国学术"特征。
"东洋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形成了以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为代表的学术传统。京都学派以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为代表，强调文化史观，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等影响深远的理论
。东京学派则以白鸟库吉为代表，注重实证研究和民族史研究。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在敦煌学、蒙古史、满洲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也背负着殖民学术的原罪。
二战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和学术民主化运动的推进，"东洋史"学科开始了自我反省与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史"概念逐渐被采用，强调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以区域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东亚各国的互动关系
。这一转变既是学术理念的更新——从帝国主义的"东洋"到平等的"东亚"，也是研究方法的革新——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论，到多中心、多层次的区域互动网络分析。
二、方法论特色：实证主义与批判史学的张力
日本东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色，是其严谨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兰学（荷兰学）和德国历史学的影响，强调史料批判（Quellenkritik）和严密考证。即使在大胆提出"唐宋变革论"这样的宏观理论时，内藤湖南也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
战后日本史学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主导的"世界史基本法则论争"和"封建制论争"，推动日本学者从社会经济史角度重新审视东亚历史
。增渊龙夫、滨口重国等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研究，西嶋定生对"二十等爵制"和东亚册封体制体系的考察，都体现了这种重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分析的史学取向
。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东亚史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和"社会史转向"。斯波六郎的《文选》学研究、兴膳宏的六朝文学与思想研究，将文献学方法与思想史分析相结合
。阿部幸信、渡边信一郎等学者对汉代国家财政、帝国秩序的考察，展现了制度史研究的新深度
。同时，女性史、环境史、医疗史等新兴领域的兴起，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在保持实证传统的同时，始终保持强烈的理论自觉和批判意识。沟口雄三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主张将中国视为认识世界的独特方法论，而非仅仅是研究对象，这对日本中国学乃至整个东亚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方法论的亚洲"理念，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东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东亚历史。
三、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双峰并峙的学术谱系
日本东亚史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学派传统，其中以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最为重要。
京都学派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中心，形成于20世纪初，至今仍保持强大影响力。其学术特色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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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取向：内藤湖南开创的"宋代近世说"（即"唐宋变革论"），从文化史角度界定中国历史的分期，认为宋代出现了文艺复兴式的近代性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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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传统：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学者继承乾嘉考据学传统，对敦煌文献、四库全书等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形成了精密的文献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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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关联性：宫崎市定提出的"欧亚大陆东西交通史"构想，将东亚置于更广阔的欧亚视野中考察，探讨技术、制度、思想的跨区域传播。
东京学派以东京大学（及其前身）为中心，学术风格与京都形成有趣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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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与批判：白鸟库吉倡导"尧舜禹抹杀论"，以疑古精神挑战中国古史的传统叙事，开创了日本疑古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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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对蒙古、满洲、西藏等边疆民族历史的实证研究，虽然带有殖民时代色彩，但在档案整理和语言学研究方面贡献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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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战后东京学派学者积极参与历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争，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两派的学术竞争推动了日本东亚史研究的深化。京都学派的文化史视野与东京学派的实证批判精神相互激荡，形成了日本史学既重理论又重实证的学术品格。
四、独特视角：从"周边"看"中心"的方法论创新
日本东亚史研究最富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空间视角——从"周边"看"中心"的方法论自觉。
传统中国史研究多以中原王朝为中心，采用"华夷之辨"的朝贡体系框架。日本学者由于身处东亚边缘地带，天然具备"局外人"的观察视角。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册封体制体系"理论，重新审视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指出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朝贡，而是基于共同政治文化理念的国际秩序
。这一理论打破了费正清"朝贡体系"的单向度解释，强调了周边国家的能动性和选择性。
"从日本看中国"的视角在日本中国学中尤为突出。竹内实的鲁迅研究、丸山昇的现代文学史研究，都体现了"以鲁迅为方法"的学术自觉
。这种视角不是将中国作为客观的"他者"来研究，而是将中国作为反思日本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沟口雄三进一步将这种方法理论化，主张中国史研究应当"内在化"于中国历史的逻辑之中，而非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
。
近年来，日本学者积极推动"从东亚看世界"的学术转向。川胜守对明清江南社会、滨岛敦俊对江南农村的研究，将江南视为东亚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重新诠释了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区域互动
。阿部幸信对汉代"国家"概念的重新界定，试图从东亚特有的政治文化逻辑出发，构建不同于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国家论
。
五、当代挑战：全球化与跨学科的新趋势
当代日本东亚史研究面临深刻的时代挑战与机遇。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历史认识问题日益政治化，中日韩之间的历史争端对学术研究形成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和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为跨国合作和史料共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在学术理念上，日本学者积极探索超越"国民国家史"的叙事框架。韩东育教授等中国学者提出的"东亚儒学"概念，在日本学界引起广泛讨论，推动了关于东亚共同知识遗产的重新评估
。同时，环境史、海洋史、全球史等新领域的兴起，促使日本学者将东亚置于更宏大的生态系统和全球网络中考察。
跨学科研究成为显著趋势。日本文学研究中的汉学传统与历史研究形成互动，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对话日益频繁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东亚史学者，与文学部、经济学部的学者开展跨学科合作项目，探讨东亚前近代的经济一体化、知识流通等问题。
在人才培养方面，日本大学的历史学科设置体现了对东亚史的高度重视。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等都设有专门的东洋史/东亚史讲座，与西洋史、日本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许多大学还设立了比较文化学、国际关系学等交叉学科，培养具有区域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结语
日本历史学专业的东亚史研究，走过了从"东洋史"到"东亚史"的曲折历程，形成了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并重、文化视野与社会分析交融的学术传统。其独特价值不仅在于积累了大量精细的专题研究成果，更在于提供了从"周边"审视"中心"的方法论视角，以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区域史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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