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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4 13:14
一、学科建制：从"神儒佛"到"哲学"的现代转型
日本哲学与宗教学作为现代学科，其建制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深刻的思想史。德川时代以前，日本的思想领域呈现"神儒佛"三教并立格局：神道作为本土信仰提供政治合法性，佛教承担丧葬礼仪与精神慰藉，儒学则逐渐发展为武士阶层的政治伦理
。这种分立状态在明治维新后遭遇根本挑战。
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设立"哲学科"，标志着日本哲学的学科化开端。井上哲次郎等学者引进德国观念论，试图构建"日本哲学"体系。然而，真正使日本哲学获得国际声誉的，是1910年西田几多郎（1870-1945）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开创了影响深远的京都学派
。
西田几多郎的学术生涯体现了日本哲学学科的独特张力。1911年，他出版《善的研究》，首次系统阐述"纯粹经验"概念，试图超越主客二元对立，从"事实原封不动"的直接经验出发重构哲学基础
。1913年，西田担任京都大学宗教学讲座教授，将哲学与宗教学有机结合，开创了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
。
二、京都学派：东方思维与西方哲学的创造性对话
京都学派被视为"日本唯一的独创性哲学"，其思想史意义在于完成了哲学的本土化诉求——运用西洋近代理论，在保持日本传统的同时与之对决、融合
。学派内部形成了复杂的谱系，可分为三代传人：
（一）奠基期：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
西田几多郎的思想经历了从"纯粹经验"到"场所逻辑"再到"绝对无"的演进。他提出"绝对无的场所"概念，认为真正的实在并非主客对立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容二者的"场所"（basho）。这一思想明显受到禅宗"空"观念的影响，却用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形式加以表述
。
田边元（1885-1962）作为西田的继承者与批判者，1922-1924年赴德师从胡塞尔学习现象学，后转向海德格尔。他批判西田哲学缺乏"存在的-存在论的"媒介统一，提出"种的逻辑"（logic of species），强调社会、国家、罪意识等"绝对的媒介"在宗教体验中的重要性
。田边对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提出独特批评，认为其缺乏"人与人的空间论"，未能充分讨论我与世界之间的身体性、空间性张力
。
（二）展开期：和辻哲郎与九鬼周造
和辻哲郎（1889-1960）代表了京都学派的另一发展方向。他在《风土》中提出"间柄"（aidagara，间柄，即关系性）的存在论，强调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共同存在"，伦理的基础在于"人间性"而非个人
。与西田的垂直性"绝对无"不同，和辻强调水平性的"关系"场域，形成了与西田哲学既互补又对抗的理论格局
。
九鬼周造（1888-1941）则以《偶然性的问题》闻名，将西方中世纪哲学与日本"幽玄"美学结合，探讨存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三）成熟期：西谷启治的"空"的哲学
西谷启治（1900-1990）的《宗教是什么》（1961）被视为战后京都学派的最高代表作
。面对虚无主义、近代自然科学世界观以及基督教人格神的挑战，西谷试图以佛教"空"的哲学超越虚无主义，从"根源的主体性"解决人、自然、神三者的分裂与矛盾，实现对"近代的超克"
。
西谷的哲学是西田"绝对无"与田边"种的逻辑"的辩证综合：既保持与超越维度的垂直关系，又通过忏悔、社会参与等水平维度的媒介，最终达到"空的场所"
。他区分了"意识的场所"、"虚无的场所"与"空的场所"，认为华严宗的"事事无碍法界"代表了最高哲学境界
。
三、日本佛教学：从戒律研究到思想史的深化
日本佛教学在思想史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不同于中国将佛教视为外来文化，日本佛教经过平安时代的"国风化"，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宗派体系：最澄的天台宗、空海的真言宗、法然的净土宗、亲鸾的净土真宗、道元的曹洞宗、日莲的日莲宗等
。
（一）佛教学研究的学术传统
日本佛教学的强项在于戒律研究与文献学。由于日本佛教允许僧人娶妻食肉，形成了独特的"大乘非佛论"等学术争论，推动了对原始佛教戒律的深入研究。日本学者对巴利文、梵文、藏文、汉文佛典的校勘与翻译，在国际佛学界享有盛誉。
京都大学的佛教学研究尤为突出。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哲学家均深受禅佛教影响，使得京都学派的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西谷启治明确表示，其"空"的哲学试图"赋予佛教思想以新的意义"，解决西方哲学面临的困境
。
（二）佛教与神道的关系研究
日本思想史的独特课题之一是神佛习合（神道与佛教的融合）与神佛分离的历史过程。从奈良时代佛教传入之初，日本就形成了"本地垂迹"理论——认为日本神祇是佛菩萨的化身。中世纪的山王神道、两部神道，近世的吉田神道、伊势神道，都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宗教思想史。
本居宣长（1730-1801）的国学运动则代表了反向的"去佛教化"努力。他在《古事记传》中通过实证研究追求"日本古来的思想"，强调"真心"（magokoro）即自然感情的流露，主张摒弃对中国文化的"汉意"，回归日本古来的精神
。这种思想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构成了日本宗教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日本儒学：朱子学、阳明学与古学的三足鼎立
（一）朱子学的官学化与多样化
藤原惺窝（1561-1615）被视为日本近世朱子学的开山鼻祖。他脱离佛教寺院，在京都开设私塾，将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
。其弟子林罗山（1583-1657）得到德川家康的信任，使朱子学成为幕府的统治思想，为武士阶层提供政治伦理基础
。
但日本朱子学并非铁板一块。山崎闇斋的崎门学派强调神儒合一，贝原益轩则发展了实学倾向。新井白石（1657-1725）以朱子学为基础推行"正德之治"，尝试理想主义改革
。
（二）阳明学的实践转向
中江藤树（1608-1648）是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他将"孝"视为万事万物的道理之本，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性道德
。阳明学在江户后期及幕末发展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大盐平八郎、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都利用阳明学进行改革活动
。
（三）古学派的复古创新
古学派代表了日本儒学最具独创性的发展。伊藤仁斋（1627-1705）在京都堀川开设私塾（古义堂），批判朱子学的思辨性解释，主张直接通过《论语》《孟子》阐明"孔孟之本指"，即"古义"
。他重新诠释"天道"、"天命"、"道"、"德"等概念，认为重视日常人伦中孝悌忠信的实践才是孔子的本来之义
。
荻生徂徕（1666-1728）则开创了更为激进的"古文辞学派"。他认为"《六经》即先王之道"，主张通过古文辞学（语言学、文献学）的方法，直接回归中国上古经典，探寻圣人的真意
。徂徕的独特之处在于：
第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 他割断了儒学政治理论与道德观的连续性，认为"礼乐刑政"即是"道"，政治优先于个人道德修养。他批评宋儒的"仁"是"妇仁之仁"，认为即使从个人道德角度看是"不仁"的行为，只要有利于治国平天下，就应予以肯定
。
第二，实证的文献学方法。 山井鼎（1690-1728）作为徂徕门人，撰写了《七经孟子考文》，运用严密的校勘学方法研究儒家经典，其成果甚至传回中国，引起清代学者的关注
。这种实证精神影响了日本后来的中国学研究。
第三，经世论的展开。 徂徕强调先王之道是"安天下之道"，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指向。他的思想为幕末的变革思想提供了资源，同时也体现了日本儒学从"内圣"向"外王"的倾斜
。
五、方法论革新：从观念史到社会思想史
日本哲学与宗教学的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经历了多次转向：
（一）观念史的深耕
京都学派本身代表了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路径。西田几多郎通过"纯粹经验"、"场所"、"绝对无"等概念，试图捕捉日本精神结构的深层逻辑。这种研究强调哲学概念的内在演进，注重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与批判。
沟口雄三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进一步深化了思想史方法论。他主张将中国视为认识世界的独特方法论，而非仅仅是研究对象，强调"内在化"于中国历史的逻辑之中，而非套用西方理论框架
。这种方法论自觉对日本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社会思想史的兴起
战后日本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推动了哲学研究向社会思想史的转向。丸山真男对日本政治思想的研究，注重思想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在哲学与宗教学领域，这种转向表现为对"民间信仰"、"宗教实践"、"仪式理论"的关注，而非仅仅研究经典文本。
（三）比较哲学的拓展
京都学派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比较哲学意识。西田几多郎试图"进入西洋哲学的逻辑之中，在此基础上，不是从内部使之'解体'，而是'解构'"
。2000年以后，随着《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等著作的影响，"海德格尔与日本哲学"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呈现出客观式思想罗列、创造性比较诠释、假设性对话等多元研究形式
。
六、当代挑战：全球化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
当代日本哲学与宗教学面临深刻的时代课题。一方面，京都学派与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仍是敏感的学术政治问题。西田几多郎、田边元、和辻哲郎等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尽管西田本人试图与极端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如何批判性继承这一思想遗产，是当代学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主义，要求日本哲学超越"日本vs西方"的二元框架。近年来，日本学者积极参与东亚儒学对话，探讨朱子学、阳明学在现代东亚的共同价值
。同时，环境哲学、生命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等新兴领域，也为日本哲学与宗教学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在学科建制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学府仍保持着哲学、宗教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分科的严谨体系。这种"分科化"与"跨学科"的张力，既是日本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是其面对未来的挑战。
结语
日本哲学与宗教学的思想史研究，走过了从"神儒佛"分立到现代学科建制、从引进西学到独创体系、从帝国学术到批判反思的曲折历程。京都学派的"绝对无"与"空"的哲学、日本佛教学的戒律研究与宗教社会学、日本儒学的古学传统与实证精神，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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