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学科的建制历程，本质上是一部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史。公元七至九世纪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朝廷依据《养老令·学令》设立"大学寮"，以"明经道"实施儒学教育，教学内容以《孝经》《论语》《毛诗》《周易》《史记》《文选》等汉籍为核心 。这一时期的"汉学"教育不仅奠定了日本知识精英的文化基础，更形成了独特的"训读法"传统——将汉文按日语语顺用日语音诵读，使汉诗文学习脱离了汉语学习的性质，纳入了日本国语教育范围 。

明治维新成为学科转型的关键节点。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的引入，日本传统的"汉学"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国文学"这一现代学科概念。所谓"国文学"，即研究用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或日本人书写的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建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国文学"研究仍深受汉学影响，如《古事记》《万叶集》等最早的文字作品，其文献形式与汉文典籍密不可分 。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形成了严谨而独特的学术传统。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的研究路径具有代表性：以实证方法理解古典文本，在中日文学比较视域下探讨儒释道三者关系。这种"和汉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使得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始终保持着跨文化的开放视野。

在具体的学术传承中，日本学者展现出对文本细读的极致追求。以《源氏物语》研究为例，学者们不仅关注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更深入挖掘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对紫式部创作的影响；对于《徒然草》这样的随笔集，研究者对其中的老庄思想、禅思想进行实证分析，形成了微观的文本阐释传统 。

这种古典研究传统深刻影响了学科的教育体系。无论是"日本文学"还是"国文学"专业，日本古典研究加上汉文学都是必修课的核心部分，部分大学虽涉及近代文学，但绝大多数学校将近现代文学归入选修 。这意味着即使是志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生，也必须接受系统的古文训练，形成了"由古通今"的学术训练路径。

近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文学学科中经历了复杂的理论演进。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此前的文学被划分为"近代文学"，之后则被定义为"现代文学" 。这种分期不仅是时间上的划分，更反映了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深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从自然主义、私小说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的引入不断重塑研究范式。然而，日本学者并未简单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批评传统。例如，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被视为日本语境下的经典范例，他通过读解鲁迅，否定了简单的先进/后进模式，进而对日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批判性反思 。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则在文化比较视野下讨论中国问题，将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法结合起来 。

这种理论自觉在学科设置上得到体现。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等院校的文学部清晰设置日本语学、古典学、近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四大板块 ，形成了多元并立的学科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在日本文学学科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既是明治以来西学东渐的学术遗产，也是日本文学研究保持国际视野的制度保障。

日本文学学科中的汉学传统并未因"国文学"的兴起而中断，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对日本寄语的研究，以及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编著的《古典日本语の世界》 ，都体现了对传统汉文训读法的现代学术转化。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日本汉学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注意向中国清代学者学习考据方法，继承戴震、段玉裁的学术传统。丸山昇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实证研究著称，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挖掘和使用。这种"重史"的学术意识，可以追溯到明治以前的汉学传统，形成了日本文学研究重视文献、强调实证的学风。

当代日本文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研究者们积极吸收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注重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日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例如，滨田麻矢主持的六卷本丛书《漂泊的叙事》，尝试让研究跨越国境、语言、文化类型、文本样式，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去探讨1940年代东亚的文化现象 。

在高等教育层面，日本大学的文学部设置也反映了这种趋势。除了传统的国文学专业，许多大学设立了比较文化学类、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课程 。同时，日本大学与中国的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进行学生和教师的短期留学和文化交流 ，形成了活跃的学术互动网络。

从奈良时代大学寮的汉音教育，到明治时期"国文学"的学科建制，再到当代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日本文学专业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学术传承之路。这一传承并非线性的替代关系，而是层累式的积淀：汉学的实证精神融入了古典研究的方法论，古典文本细读的传统延续至近现代文学批评，而西方理论的引入则催生了比较文学的学科视野。